朝鮮《燕行錄》文獻中的“漢衣冠”與頭發
作者：李競恒（四川師范年夜學台灣包養巴蜀文明研討中間副研討員）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中華文明論壇》2023年 第3期
[摘要]朝鮮士人對“漢衣冠”與剃發有強烈的關注，他們看到清朝戲臺上還穿著“漢官威儀”，并屢次預言“后世王者起必取法于此”。辛亥反動后，朝鮮人的預言成真，全國各地陸續出現了反動者以穿戲服表達恢復“漢衣冠”的行動。“漢衣冠”與頭發，既承載了朝鮮人對明清瓜代的悲情投射，同時又成為朝鮮人自夸的一種想象符號。執政鮮人筆下，漢人會為衣冠頭發而嗚咽，有人因見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鮮，還有人通過偷穿戲服、家躲舊衣或朝鮮冠服來親身經歷“漢衣冠”。甚至滿洲人，也對“漢衣冠”表達出欣賞與向往，此中或有夸張與想象。到晚清，朝鮮人則共同清朝防范承平天國能夠應用“朝鮮服色”。衣冠頭發之悲，則指向了明治維新后改穿西裝的japan(日本)。
關鍵詞：漢衣冠，戲服，預言，頭發，悲情
“漢衣冠”和頭發問題，是朝鮮李朝燕行文獻中的主要主題。葛兆光最早從燕行文獻資猜中發現并梳理出“年夜明衣冠”的問題，即清朝戲臺之上可以穿著明代服裝，清朝後期漢人對朝鮮人所穿“年夜明衣冠”多有欣羨，而清中早期以后態度轉為淡薄，此中亦有文明中間符號的轉移與變遷等[1]。徐東日[2]、桂濤[3]、吳政緯[4]等學者的研討中，也都觸及到燕行文獻中對衣冠、頭發等問題的記錄。
對于該問題的研討，今朝還有進一個步驟深刻的空間。第一是，朝鮮人對清朝戲臺保存“漢衣冠”的情況做出了“后世王者起必取法于此”的預言，而這一預言在辛亥反動時期竟然戲劇性地實現了，這需求結合辛亥反動時期的資料進行拼接與對比，發現晚世東亞歷史中的隱秘關聯；第二是，朝鮮人筆下的滿洲人、清朝天子也對“漢衣冠”具有濃厚興趣，這當然只是朝鮮人的一面之詞，不成全信。但作為一種角度，再聯系到清朝天子“行樂圖”中多穿“漢衣冠”的行為，其背后另有復雜的文明心思機制，需求進包養俱樂部一個步驟發掘；第三是，朝鮮人對僧人、羽士作為“緇衣”、“黃冠”這些清朝社會邊緣人，卻包養條件因保存了“衣冠”或束發形制而遭到關注，尤其是在“叫魂案”為代表的清代社會集體無意識中對僧、道等邊緣人的敵意，卻作為了承載“禮掉求諸野”的牴觸腳色；第四是，承平天國和甲午戰爭前夜，清朝為避免同為留長發的承平軍間諜混進朝鮮使團，而朝鮮一方進行了很好的共同。而晚清時期朝鮮人將“衣冠”、頭發的批評，開始轉移到japan(日本)明治維新后剪發髻、穿西裝之上。衣冠、頭發的問題意識一向延續到晚清，但內容發生了良多變化。此外，還有清人偷穿家躲衣冠舊服、戲裝、朝鮮服裝，以及朝鮮人所觀察剃頭的悲情中，真實與想象的差異等多個角度仍有待進一個步驟發掘。
本文安身于以上諸多問題意識，通過從清初到晚清整個燕行文獻相關資料的梳理，在後人已有研討基礎之上，嘗試對該問題展開更深刻的研討。
一、從“粉末叢中見漢官”到“戲服預言”的成真
執政鮮李朝士人看來，“剃發換衣”之后衣冠淪喪，不斷喚起他們的幽怨與憂愁，所謂“神州厄運遭，衣冠進腥臊”[5]；“百年文物從新制，一代衣冠異舊時”，“衣冠忽已歸腥穢，景物仍然似畫圖”[6]；“從古冠裳文物地，盡供哀怨寄樵歌”[7]。殘山剩水的景物依舊，而衣冠文物卻已成為了過往的記憶，只能供人憑吊。沈樂洙在寺中見到一株宏大古松，便能想起“宋、明時衣冠之人必撫愛盤桓于此，悲夫！[8]”美妙的衣冠文物已經漸漸遠往，只屬于宋、明時代的過往與想象，假如說要在現實的清朝社會發現到一點“漢衣冠”的影子，那或許也只要在戲臺上。
（一）朝鮮人筆下記載清朝戲臺上的“漢衣冠”
葛兆光認為，清朝的戲臺與戲服，“這一點點殘存的歷史遺跡，給朝鮮使者帶來了無限聯想”[9]；也有學者指出，朝鮮人對戲臺服裝的關注背后，“服飾的魅力與歷史意義，遠超古人的認知”[10]。朝鮮歷史學家柳得恭在《扮戲》詩中描寫“濁音閣起五云端，粉末叢中見漢官”[11]，在一群用粉末裝飾的戲子中，卻見到了曾經的漢衣冠，令其感歎不已。朝鮮正祖時代的狀元李肇源，在燕行中也感嘆道：“嗟君莫向sd包養戲臺看，戲子帽袍即漢官。遺平易近不識滄桑恨，卻笑吾們著普通”；“漢儀本日掃無余，東國衣冠獨保初。中土用為場戲具，觀于都會意何如？”[12]。戲臺上的戲服帽袍是漢衣冠，讓朝鮮人頗有傷感，曾經的“漢官威儀”被滌蕩而盡，而所幸朝鮮還能保存明代的漢衣冠。但當時清朝人已經忘卻了這一“滄桑恨”，將漢衣冠作為戲子的道具，戲子們甚至說朝鮮人穿的也就是戲服包養情婦。成祐曾見到清朝戲臺上，所穿服裝為金冠、紗帽、玉帶，但卻淪為戲子道具，感歎“嗟乎，中州衣冠掃地而盡，乃因倡戲而見，豈不痛哉？[13]”
洪昌漢在看戲時留意到，“戲子其所著紗帽、冠帶全似我國，曾聞此戲尤明朝冠帶，而如優人之戲”[14]。由于朝鮮李朝士人衣冠軌制源自明朝，所謂似朝鮮，也就是包養網VIP明代衣冠。朝鮮士人本身也認為，清朝戲臺上“倡優所著與所服衣紈，恰同我國”[15]。這種類似性，也導致朝鮮士人衣冠被視為戲服。有朝鮮人埋怨說，清人見“闊袖加帽”的唱戲為“高麗舞”，“彼欲以倡優戲我耶？東國自有衣冠可法，而竟為倡市戲具，豈不成駭也耶？[16]”朝鮮思惟家、北學論士人洪年夜容，記載與清朝讀書人潘庭筠等人的筆談中，他介紹了朝鮮有紗帽圓領、上衣下裳、金冠玉佩，朝鮮王還有古制的冕旒，順著就說“中國戲臺專用古時衣帽，想已習見”。潘庭筠則反問，從包養甜心網清朝戲臺上獲得了什么可取之處？洪年夜容表現，確實“竊有取焉”，并笑而不答。潘庭筠便寫下了“復見漢官威儀”字樣后，并立刻將其涂抹，而獲得了洪年夜容“笑而頷之”的確定答復。盡管朝鮮人認為清朝戲臺的“漢官威儀”為可取、可觀，但另一面也導致清朝人“見帽帶則謂之類場戲，見頭發則謂之類婦人，見年夜袖衣則謂之類僧人”[17]。先國法服、漢官威儀，淪落為與戲子、僧人為伍。朝鮮實學派士人李德懋，在一次進文廟參拜時，因穿著烏紗帽和圓領，便被圍觀的清人笑為“場戲一樣”，因為“演戲之人皆著古衣冠故也”[18]。
有時，朝鮮人會指責清人“見我真衣冠，胡不棄爾假？”但往深處想往，他們卻猜測“意者，燕南大方士，有心混跡倡優里，遂令四方觀者相艷慕，知有中國衣冠本如彼”[19]。即有心反清的士人，居心通過扮演漢衣冠唱戲，讓人們記住并羨慕漢衣冠的美妙，了解本身本來的服裝是這樣的。朝鮮文學家、書畫家金昌業也認為，戲臺扮演漢衣冠有其妙用：“本日漢人之后生，尤羨慕華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戲子亦不成無也”[20]。認為戲臺上的衣冠，幫助漢人保存了對衣冠的記憶與美妙印象。朝鮮士人認為清朝戲臺上保存著漢衣冠，或許在冥冥之中是一種天意。有名的朝鮮北學派思惟家樸趾源，在看戲時見到蟒袍、象笏、紗帽、幞頭、道袍，頗覺親切，視為“宛然我國風俗”，轉念又想到“神州之陸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尤存，仿佛于俳優戲劇之間，天如有意于斯焉”[21]。奧秘的天意，仿佛在清朝嚴酷的剃發換衣令中留下了一個口兒，讓后人可以洞曉并延續華夏衣冠的形制與性命。
（二）辛亥反動與朝鮮人“戲服預言”的成真
朝鮮人的觀察很是敏銳，通過后來參與過辛亥反動人士的回憶，他們的反清思惟構成最後就與看戲有關。如章士釗就說：“吾少時喜看京劇，古衣古貌，進眼成悅，洎到上海，一見小連生之鐵公雞，以滿洲翎頂上場，立時發指而無能自制。此真反動思惟，二百年來，潛躲于累代國平易近之腦海中，無人自覺者也”[22]。即認為清朝二百多年來戲臺上展現漢衣冠之美，構成了平易近眾頭腦中的潛意識，最終成為孕育反清反動的氣力。年少的熊十力也有類似記憶，他與父親一路在鄉下看戲時，父親告訴他：“臺上是漢代人的服飾，與清朝人分歧，現在不克不及穿那時的衣服”[23]。而恰是通過戲臺上漢衣冠的展現，啟發了熊十力的反清意識。
對于戲臺上的漢衣冠，朝鮮士人還做出了一個準確的“戲服預言”，即未來顛覆清王朝之時，戲臺上的漢衣冠將成為重建未來文明的參考物。至多有三位朝鮮士人提到，未來代替清朝的真正“王者”會取法于戲服。徐浩修就預言：“全國皆遵滿洲衣冠，而獨劇演尤存華制，后有王者，必取法于此”[24]；徐有聞預言：“圣人云掉禮求之于野，列國威儀皆在此之謂也。王者作，則必有模擬者矣”[25]；
朝鮮的“漢學大師”李德懋則預言到：“漢官威儀，盡在戲子，如有王者起，必取法于此，可悲也[26]”。顛覆清朝，用戲服來恢復早已中斷的漢衣冠與記憶，天然有“可悲”的一面。但是這一“戲服預言”，卻在辛亥反動時期準確地出現并演出。據親歷者回憶，當時武昌“守衛軍府每一道門的兵士，則身穿圓領窄袖的長袍，頭戴的是四腳幞頭，後面還扎一個好漢結子，手里拿著有柄的長刀或馬刀之類，使人迷惑這些人是不是剛從戲臺下來的！[27]”；“市上間有青年，身著青緞軍人袍，頭戴青緞軍人巾，巾左插上一朵紅絨花，足穿一雙青緞薄底靴，同舞臺上武松、石秀一樣裝扮，年夜搖年夜擺，往來市上。我想，這大要是‘還我漢家衣冠’的意思吧！[28]”當時四川的起義兵士“穿著戲臺上的衣服裝飾，招搖過市”[29]，成都街頭也出現許多頭扎發髻、身著戲裝、腰配寶劍、足登花靴而招搖過市的人[30]；而辛亥反動時期的長沙，年夜街冷巷中經常出現模擬戲臺上武生裝扮的青少年[31]。
辛亥反動中各地自發出現以戲服恢復“漢衣冠”的運動，顯現了朝鮮士人對未來戲服效能“取法于此”的準確預言，不克不及不令人驚異。
二、從傾慕到偷穿：朝鮮人筆下清人對“漢衣冠”的向往
在燕行的旅途與見聞中，朝鮮人一向在觀察清朝統治下人們的風俗，對于故國衣冠的懷念，以及風俗人心的變化與細節。他們觀察到，一些漢人在進進清朝后用各種辦法拒絕胡服辮發，如楊年夜郁在甲申后“以孝帽終身”，徐孝光則佩帶孝巾終身，沈倫“以白衣冠至逝世”。雖然如火普通熾烈的明清鼎革已漸漸遠往，但他們仍在思考和觀察，清朝統治下人們的“思漢之心”能否尚存：“蓋中州陸沉今幾百年，王澤已竭，遺平易近盡亡。雖未知其盡有思漢之心，而披發左衽，漢人尚以為恥”[32]。最終，他們欣喜地看到，大批清人發自內心對“漢衣冠”表現出向往，甚至包含了士紳精英在內的清人，多有暗裡偷穿家躲明代服裝、戲服，或借穿朝鮮服裝以感觸感染“衣冠文物”的情懷。
（一）朝鮮人筆下清人內心對“漢衣冠”的向往
執政鮮燕行士人筆下清朝中後期的人們，廣泛對“漢衣冠”表達出各種內心的向往。從審美和文明心思結構的角度，清人廣泛向往“漢衣冠”之美。受限于清廷嚴酷的法則，雖無法穿著衣冠，但投射到戲臺、繪畫中，卻依然盼望本身能以漢衣冠示人。朝鮮人觀察到，清人的繪畫中，“雖畫近來人物，冠帽則悉依漢儀。于包養違法此可見雖不得已從時制，而心實歉然也”[33]。即在畫中讓本身穿上漢衣冠，來滿足心中的遺憾與向往。良多清人看來，本身所穿清裝，無比丑陋野蠻，對朝鮮人所穿衣冠甚為羨慕。趙榮福在與清人朱言筆談時，朱言就感嘆說：“見老爺所著衣冠，不勝欽羨，吾之所著即與牛馬何異？仍以問答所書之紙，投之于火，流涕嗚咽曰：‘恐有人竊聽，慎之慎之’。[34]”清人朱言感歎清朝服裝和牛馬無異，痛哭流涕之余，還謹慎地燒毀筆談記錄。清服和牛馬無異，清人穿清服，面對身穿漢衣冠的朝鮮人，便常有羨慕兼慚愧之色：“清人冠服，渠輩自視歉然，我人亦笑之。至若團領烏紗帽、闊袖長衣，渠不敢笑，雖婦人男子必諦視而慕悅之”，“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赧然有慚色”[35]。徐有聞向清朝王姓戶部郎中介紹了本身衣服，“一身所著，無非年夜明軌制，雖下賤皆著之”，又介紹朝鮮曲容笠、折風巾源自宋朝謝林泉。王郎中聽后，“因有羞赧之色”[36]。榛子店的秀才馬倬，在談及朝鮮衣冠之時也“顯無愧屈之色”[37]。
悲情之極，以致于見到朝鮮人的衣冠便凄然淚下。清初時期，麟坪年夜君李㴭在燕行時發現，“商店行人見使行服著，有感于漢朝衣冠，至有垂淚者。此必漢人，誠可慘憐”[38]。樸世堂也曾見到有白叟感歎朝鮮的“衣冠舊俗”，并“凄然欲涕”[39]。垂淚欲涕之外，或見朝鮮衣冠而“唏噓嘆息”[40]，或“頗有凄感之色”[41]，至康熙末另有“垂泣者曰，吾之祖先亦曾著這般衣冠”[42]。實際上在清後期，良多人還記得本身童年時人們都還穿著明朝的服裝，是以對朝鮮人的穿著感歎不已[43]。而到了清中期以后，一些受過教導的清朝士人依然會因見到朝鮮人所穿衣冠而泣下。洪年夜容曾記載過一件有名的燕行傳聞：“十年前關東一知縣遇東使，引進內室，借著帽帶，與其妻相對而泣，東國至今傳而悲之”。聽聞洪年夜容的講述后，在場的清朝士人潘庭筠感歎到“好個知縣！”同為清朝讀書士人的這位知縣，說出和做出了潘庭筠內心認同的行為，是以感歎。這一傳聞中，作為清朝士人的知縣夫婦，不單暗裡里偷穿明朝軌制的“帽帶”，並且為此痛哭流淚。而引發這一話題的，即是潘庭筠提到本身“嘗取優人網巾戲著之”，通過偷穿戲服來體會漢衣冠的感覺，又說“江外有一友，嘗戲著優人帽帶為跪拜狀”。洪年夜容聽后感嘆：“其人之情慽矣，想來令人傷心”[44]。由此可知，清朝士人暗裡常有通過偷穿戲服的網巾、帽帶之類，來親身經歷“漢衣冠”的經歷，而朝鮮人對此頗為同情。
假如說洪年夜容所述那位“關東知縣”只是傳聞，那么徐有聞則有親身經歷的記載。1798年臘月十七日的燕行途中，他來到玉泉縣，當地知縣請求觀賞“朝鮮服色”，于是他將“帽帶”等衣冠掏出，知縣坐在校椅上觀看，突然“汪然出涕”。徐有聞問他為何泣下，答覆是“此吾之祖先所著之服也，是以悲耳”[45]。關東知縣和玉泉知縣這兩位清朝士人因見衣冠而泣下的例子，表白乾嘉時期受過教導的讀書人內心，對于祖先曾穿過的“漢衣冠”，依然具有相當的感情。從后來章太炎遺囑中可知，其父章濬說“吾家進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殮[46]。魯迅的家族與此類似，其祖父介孚公去世的葬禮和進殮，穿的滿是明朝的服裝[47]。從這些資料可知，在清廷剃發換衣政策“生從逝世不從”的禁令下，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一些讀書士人家族依然在堅守逝世后穿著漢衣冠進葬這一最后底線，并一向堅持到晚清。與此類似的是別的一位清朝的顏知縣，雖然沒有見到漢衣冠就泣下或偷穿，但也包養網dcard對朝鮮人感歎“今遵清朝軌制，不敢戴紗帽，只羨貴國尚存漢官威儀”[48]。對朝鮮人所著衣冠的欣賞與羨慕，在清朝士人中頗為廣泛，洪年夜容記載有翰林、李姓年夜官、周姓讀書人都曾向其打聽“衣帽之制[49]”，樸來謙還記載了一位陳姓的候補官員，“見我國衣冠，顯有欽羨之意”[50]。從這個年夜佈景中，可以更好地輿解這幾位知縣以及潘庭筠這類舉人所代表的清朝中堅讀書人群體，在見到包養意思朝鮮人所穿衣冠后的反應。
（二）暗裡偷穿“漢衣冠”
1682年的一次筆談中，朝鮮人就獲悉當時的清朝“山林間隱逸之士則不剃頭而著冠服者，間或有之”[51]。而這個時候，距離剃發換衣令的頒布已經接近四十年了。再往后，剃發換衣雖已徹底覆蓋到整個清朝社會，但仍有良多人會像關東知縣或潘庭筠等人一樣，應用一些機會偷偷試穿“漢衣冠”。
有清人見到朝鮮的明朝衣冠，便說“此吾先祖之所服，我家尚躲舊衣，以時披玩服之”[52]。剃發換衣之后，良多家族依然加入我的最愛著明代的舊時衣冠，據呂思勉的回憶記載，辛亥反動時他家鄉有人曾從祖上“遺有明代衣服一襲，命子孫世世寶躲，光復時著以祭告”[53]。由此可知，一些家族對明代衣冠的加入我的最愛，貫穿了整個清朝統治的時間，家中“尚躲舊衣”，在當時應包養sd該并非孤例。這位清人偷偷躲在家中，冒著違禁的風險，穿明朝的“舊衣”，體會漢衣冠的感覺。趙榮福記載說，一位清朝胡傳授的兒子，借來朝鮮人的笠穿著后“歡喜踴躍，渾家喧鬧”。趙榮福問他“服此樂乎？”答覆是：“此吾祖所曾著者，豈不樂乎？”又說“每念剃頭之痛，直欲無生云矣”[54]。與此類似，柳得恭也提到，清人陳鳣曾借他的笠、唐巾、氅衣穿上，然后“關門曳履徐步曰‘樂哉’！[55]”顯然，借穿朝鮮人的明代服裝，讓他們覺得了宏大的快樂。朝鮮人崔斗燦漂流到浙江，衣服破敗，但還有一件“宕巾”，對此“華人愛之曰：冠亦明制衣，師長教師一身渾是明制”，對朝鮮人的明朝頭巾欣賞贊美不已。然后清人孫顥元等借往“宕巾”戴上，“顧影彷徨，似有憂色，罷了在座皆以次輪著”[56]。清人戴上朝鮮的明代頭巾，一邊自我欣賞，一包養網ppt邊心境沉醉，在座的清人輪番嘗試戴上明代頭巾，體味漢官威儀之樂。李遇駿還提到，蕭姓漢人感歎朝鮮服裝“此本中國衣冠，吾雖不得已胡服，豈無歆羨之心耶？”在此氛圍中，李遇駿將一套“冠袍”贈給了一位號稱是朝鮮裔的清人徐天樂，讓他在祭奠時偷偷穿上，但又擔心“清法變服者被重律”[57]。
清朝士人除了偷穿漢衣冠之外，有時也請求朝鮮人將衣冠帶往給他們欣賞。金昌業就記載，清人李元英叮囑朝鮮人說“使汝老爺著冠帶而來”，于是金昌業便“持笠與道袍以來”。李元英兄弟等清人見到朝鮮人帶來衣冠，都“舉有憂色”，而在場“女人輩見余衣笠，亦皆嘻嘻然，有貴之之意”[58]。樸趾源也記載，本身摘失落了網巾在獨自歇息，清人胡三多突然進進，拿起他的網巾便“詳閱究詰”。胡三多對明代軌制的網巾充滿興趣，不單手持欣賞，並且詳細打聽，但樸趾源對此卻覺得“甚煩”[59]。當然，也有朝鮮人會主動向清人展現衣冠，如清朝商人張裕昆來訪時，李宜萬便穿上了衣架上的道袍，“欲示我國衣冠之制”，并表現這是“上服”，贏得了張裕昆寫下“法服”二字的贊許[60]。
而最為極真個情況甚至于，清朝士人因為羨慕衣冠，干脆請求朝鮮人將其帶走，要偷渡到朝鮮。朝鮮士林“老論”派領袖閔鎮遠記載，一位姓井的清朝漢人學宮傳授曾經來訪，詢問“紗帽圓領”的衣冠服制，稱其“可敬”，并表現“吾之所著服色，誠可痛哭。吾欲隨你們往，貴國王肯容接否？[61]”雷同的記載，也見于趙榮福的《燕行錄》筆記[62]。因羨慕衣冠服制，甚至請求跟隨燕行使者一路偷渡逃往朝鮮，并盼望獲得朝鮮國王的接納。這一清朝傳授的例子頗為極端，但反應了內心深處對“漢衣冠”向往的極致。
三、“也應心喜漢衣冠”：朝鮮人筆下的滿人與清皇
朝鮮士人筆下，清朝統治集團的武裝馴服，強制奉行嚴酷的剃發換衣令，導致“陸沉衣冠進腥膻”，黃鐘毀棄，禮崩樂壞。“棗園門外政朝光，東使衣冠立路旁。年夜國朝儀渾用佛，胸前搃帶念珠噴鼻[63]”。清朝的服裝禮儀，不過是“異端”釋教的佛珠，與“東使”所穿華夏衣冠，構成了鮮明對比。但是朝鮮人觀察到，盡管清皇、滿洲人作為統治者，將胡服辮發作為清朝的基礎原則。但在私家場合，他們卻分歧水平吐露出對“漢衣冠”的興趣，甚至是對清朝服裝的某種不屑。
（一）朝鮮人筆下滿人對“漢衣冠”的態度
假如說清朝中後期的漢人，廣泛對“漢衣冠”充滿了向往，那么滿洲人甚至清朝天子內心深處對于“漢衣冠”的態度，也是一個有興趣思的問題。朝鮮人的記錄，從某種角度呈現了這一問題。清廷雖然以嚴酷手腕奉行剃發換衣，但良多滿人從內心深處卻對“漢衣冠”興致盎然，或至多頗有好感。清人潘庭筠就曾告訴洪年夜容，皇太極時期清朝尚未進關，當時正藍旗的達海、鑲紅旗的庫爾纏兩名滿洲人就曾進言“請衣服從漢人之制”。對此，皇太極表現“漢習寬衣年夜袖包養一個月價錢，將待人割肉而后食乎？如遇懦夫，將何故御之乎？”“若效漢習，諸事便怠墮，忘騎射，少淳樸”[64]。徐浩修也記載了清朝臥碑上刻有1636年皇太極對滿洲諸王、貝勒的宣諭，說當年金世宗就曾擔心子孫效法漢俗，于是請求“衣服語悉尊舊制”。而滿洲人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軌制，朕不從實為子孫萬世之計”，因為改穿漢衣冠會導致“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65]。從這些資料可知，不少滿洲人在進關前就已經心儀漢衣冠，并懇請皇太極改變服裝，但遭到拒絕。而皇太極拒絕的來由，并非是“漢衣冠”丑陋、野蠻，而是從實用角度論述其晦氣于騎射，以金國覆亡的前車之鑒為教訓。
通過朝鮮燕行使的記錄，滿人對朝鮮人所穿著的明代服制也頗有向往與好感。分歧于漢人的垂淚嗚咽等家國悲情，滿人對“漢衣冠”的欣賞更接近一種超然的審美態度。李宜萬記載了一位沈陽的胡姓滿人“名流”，對朝鮮人的衣服產生濃厚興趣，打聽他們的常服與公服，朝鮮人說常服戴笠穿年夜袖，公服戴紗帽穿圓領。聽完，這位滿人名流不覺感歎到：“你們紗帽玉帶，立于朝班，想甚都雅也”。接著又指著本包養平台身的帽子說“吾輩真真韃子”。李宜萬不由感歎：“胡是滿人，而其說這般，何況于皇明遺平易近哉？[66]”即滿人精英都這般向往漢衣冠，內心厭棄清朝胡服，那么懷念明朝的那些漢人的苦楚，就可以想象。這位滿人名流對漢衣冠的興趣，顯然是從紗帽玉帶“甚都雅”的審美角度。金昌業則記載了一位正黃旗下劉姓滿人，朝鮮人問“我輩衣冠若何？”這位滿人答覆：“都雅，如吾輩所著，其可謂衣冠乎？[67]”和沈陽的那位滿人名流一樣，這位劉姓滿人同樣覺得朝鮮的明代衣冠“都雅”，并對本身所穿著的清朝服裝表現不滿。樸趾源也發現了滿人的這種情緒，他說“中州之紅帽蹄袖，非獨漢人恥之，滿人亦恥之”[68]，很明銳地察覺到普通滿人也厭惡清朝的紅頂帽和馬蹄袖服裝，并以之為恥。權以鎮還記載到，清朝的十二王在向朝鮮青鳥使饋贈了酪漿之后，派提督告訴他們“十二王欲見青鳥使冠服，持余等團領、帽帶、道袍、條帶等以往，夜深送還”[69]。滿清王爺對團領、道袍這類明朝服裝充滿興趣，甚至派專人向朝鮮青鳥使往借來觀賞，從白日一向賞玩到深夜，才派人送回給朝鮮人。足以看出，清朝王爺對“衣冠”充滿了興趣，從審美上是欣賞這些衣服、冠帶的。
當然，也并非一切滿人對漢衣冠或束發都有好感，金昌業記載本身曾與一位叫張奇謨的十五歲清朝讀書少年交通，二人不單談到了孔子說的“披發左衽”，還罵了滿人是“韃子”。金昌業夸贊張奇謨“你少能知蠻夷、中國有別，可貴”，也高興地自夸“高麗雖曰東夷，衣冠文物皆仿中國，故有小中華之稱”。二人正談得興起，突然聽見“有一年少胡在旁，聞剃頭言，咄咄作慨恨聲不已”。金昌業問這是誰，張奇謨懼怕了，假裝說這是“買賣人”。后來才聽說，這位憤怒的年少滿人“乃甲軍也”，并領悟到張奇謨“不以實告，其意可知”[70]。顯然，這位年少滿人甲士不像那些讀過書的滿人“名流”那樣傾慕漢文明與漢衣冠，他見到讀書的漢人與朝鮮人暗裡誹謗剃發換衣，天性地覺得并表達出憤怒，又正告了張奇謨，令其覺得恐懼閉嘴。
（二）朝鮮人筆下清皇對“漢衣冠”的復雜心態
從朝鮮燕行文獻結合中國的史料來看包養意思，清皇室盡管對衣冠、頭發采取高度強硬的禁令政策，但其私家角度對于“漢衣冠”的心態，還有更復雜的一面。1719年，趙榮福甚至記載了康熙在宮廷內命人穿朝鮮形禮服裝之事。據說康熙會“借來觀玩，仍令依樣制造”笠子、網巾、道袍等衣冠服飾，并“使內侍輩著此衣冠而鞍馬騎從”，“天子觀此年夜笑以為至樂云，可怪可怪！[71]”這些關于清朝天子命內侍穿衣冠行樂的傳聞，假如結合后來雍正、乾隆時期表現天子燕私之樂的“行樂圖”來看，這能夠是清朝宮廷之中的一種娛樂或休閑游戲。
巫鴻曾經從美術史的角度研討雍正、乾隆穿漢衣冠繪畫背后的信息，如1763年的一副《乾隆行樂圖》中題跋詩句中提到“衣冠希漢代”和“圖畫寄意寫為圖”，他認為圖中漢裝抽像并非是真實的，而是一種“寄意”。他認為清朝天子的漢裝圖畫，要表達他們對中國傳統的占有和調用符合法規化：“雖然他們是外來者，是通過馴服才獲得對中國文明傳統的占有權，但天子的漢裝將這一點抹往——盡管只是人為地抹往”[72]。也有學者認為，清皇行樂圖是在政務閑暇之余，娛樂身心的用處，“嘗試各種新鮮事物，包含親身經歷束發漢服所帶來的新鮮感，而不用遭到滿人‘祖制’的束縛”[73]。清朝天子漢裝圖的背后，具有復雜的政治、文明象征含義，其對于漢衣冠的心態也是極其復雜、含糊和多層次的意義。此中當然不乏通俗滿人單純的覺得“都雅”這一維度，但其心態顯然比通俗滿人普通只是逗留在審美層次加倍復雜。如乾隆在1771編纂的《御制詩三集》中專門參加小注表現《宮中行樂圖》的漢裝，并非是因為本身傾慕漢衣冠，所謂“此不過圖畫游戲，非慕漢人衣冠”，將其表達為一種繪畫游戲的腳色飾演罷了。乾隆的這一表述，可謂既誠實又不誠實。清皇顯然無意將漢衣冠視為值得推重的政治次序—禮儀的文明象征符號，是以當然就無所謂“慕”。但另一方面，卻又在更私家化的休閑領域將其作為飾演漢族文士的“行樂”審美元素，從這個層面來說，假如說沒有一點“慕”的成分，顯然也是不成能的。此種心態背后的歷史糾纏、現實考量、層次表述，內容極其復雜含糊，非一言兩語所能簡單歸納。
但是朝鮮燕行使對此并無深刻的考核，在他們看來，清皇和通俗滿人一樣，對漢衣冠充滿了審美和文明的向往之“慕”，只不過受限于“祖訓”，不克不及改變或公開表達罷了。朝鮮英祖、正祖時期有名年夜臣蔡濟恭，在一次迎接清皇祭奠雍和宮時出門時，見到清皇遠往后突然又從轎子中轉身注視朝鮮青鳥使，并“面上有憂色”。在蔡濟恭看來，清皇回顧朝鮮青鳥使的憂色，是因為“也應心喜漢衣冠”[74]。朝鮮包養甜心人對清皇的這一判斷，其實充滿了本身的想象：那回頭的奧秘淺笑，是對他們身穿的明代紗帽圓領，充滿好感甚至向往之情。
四、黃冠緇衣存舊制：羽士、僧人的衣冠與頭發
伴隨著甲申之變的血與火，天崩地裂翻天覆地之中，黃冠緇衣與晨鐘暮鼓，成為良多明遺平易近最后的避難之所。多年之后，朝鮮人仍然敏銳地發現，這些清朝社會的邊緣人，卻不測地保存著明代的服裝甚至發髻，所謂“黃冠緇衣存舊制”，“羽士頭不剃，弊衲頗自整”。而清朝的僧、道也對朝鮮人表現出某種親切感，朝鮮人認為，這恰是因為他們被本身所穿衣冠的“漢官威儀”所吸引。
（一）以“逃禪”防止剃發換衣
清朝羽士與僧人的服裝，還保存著傳統“漢衣冠”的年夜致樣式。在明清之際慘烈的剃發換衣過程中，多有士人和遺平易近為防止奇恥年夜辱，而托隱逃禪或進道之舉，可謂作為一種“遺平易近保存方法”的時代風氣[75]。如屈年夜均便“忽而遁跡緇流，忽而改服黃冠”，以羽士或僧人的成分，游離于清朝新的政治、文明次序之外。此種士人的逃隱風格，惹起清廷的留意，視其為“緇、黃之流，品類混雜”，也進而成為清廷不斷強化對僧、道管束與度牒軌制的主要緣由[76]。而在清朝平易近間社會看來，羽士、僧人這類社會邊緣群體，被視為游離于次序之外的人群[77]。
羽士、僧人的服裝，從最後明遺平易近的“逃禪”悲情，變為社會邊緣人的奇裝異服孑遺，其殘存的“漢衣冠”元素，也會勾起朝鮮人的各種想象與感情。而另一面，朝鮮人的衣冠、頭發，也會惹起清朝羽士、僧人的某種親切感。朝鮮士人尊奉朱子學，以佛、道為“異端”[78]，但在燕行過程的嗟嘆中，也從這些“異端”身上見到了殘留的衣冠之制，產生了更復雜的評價與感情。朝鮮人也了解清初之時，多有遺平易近不愿剃發換衣，而改裝為羽士的情況，以求保存衣冠頭發。如李基憲詩云“枘不剃頭稱羽士”，小字注云：“羽士初不剃頭而衣衲，有志之士皆進于羽士，則庶免剃頭之恥也”[79]。還有清人告訴朝鮮人說，清初“四川眉山林士奇、湖廣衡山王余確，具皆黃冠道人裝束云”[80]，也都是士人以羽士黃冠服裝，以防止剃發換衣之恥。羽士之外，朝鮮人也了解清初漢人“逃禪”的情況，至晚清朝鮮人還在感歎：“當其剃頭改服之初，漢人限逝世不遵，或逃禪，或浮海進我東。故至今漢人見我東人，愛欣摩挲者，為其年夜明衣冠也”[81]。在他們看來，混進釋教的“逃禪”和逃到朝鮮往，具有同樣值得確定的價值，都是為了防止“剃頭改服”。
從這個意義上，朝鮮人也贊賞僧人服裝保留了明代舊制，如姜長煥說清朝僧人衣服“頗似我國道袍，但袷衣玄色為異也。所著巾則與處士巾略同，玄色方制，又非胡帽可比”。僧人告訴他，本身的衣服乃是“明時遺制尚存”，姜長煥聽后，覺得“甚可愛也”[82]。顯然，無論是他看到交領右衽僧人衣服、頭巾與朝鮮“年夜明衣冠”的類似，還是僧人本身表達的這是明朝舊制，都讓朝鮮人覺得親切與可愛，認為這遠非清朝胡服可以比擬，其好感壓倒了對“異端”的不屑。
（二）僧、道“異端”卻保存了“衣冠”
朝鮮人屢次表現，清朝的羽士、僧人還穿著漢衣冠，其形制也和朝鮮服裝類似。從文明崇奉上來說，僧、道的崇奉背離儒學，尤其是朱子學正統。但這些“異端”也并非全無價值，作為一種“邊緣人”的成分，他們卻有機會保存了傳統的衣冠，並且羽士還得以保存頭發并束為發髻。洪年夜容記載，清朝的羽士“椎髻著網巾，蓋羽士之尚守明制也”，“羽士束發椎髻，黑布為冠，前后有垂如東俗連葉冠，或著網巾或不冠，徒髻行于道”，“皆年夜袖衣，與僧衣年夜同。此其異教、異服，雖缺乏言，尤守舊俗不變也”[83]。而另一方面，則是清人也覺得朝鮮年夜袖之服“類僧”、“類僧人”[84]。
顯然，站執政鮮士人的朱子學立場，道教、釋教雖為異端和異教，但卻能守護網巾、束發、頭冠、年夜袖、交領這些漢衣冠和明代衣制的舊俗，并與朝鮮的明式衣冠類似，也是值得確定和欣喜的。清朝僧、道服裝與朝鮮的類似，也獲得了良多朝鮮士人的觀察和印證。如金昌業就說“羽士衣道袍，形制一如我國，頭巾仿佛我儒巾[85]”；李宜萬則觀察到“僧、道衣制皆與俗同，而僧人之褂獨有交衿，羽士之冠好似儒巾云”[86]；金景善記載“道流束發椎髻，黑布為冠，前后有垂如東俗連葉冠，或著網巾或不冠，徒髻而行”，“所著闊袖白衣，制如我國道袍”[87]；俞彥述則稱“僧帽狀如斗而南北長，衣有領而無辮。羽士不剃發，束發為髻，略似我人，而皆著頭巾，狀如我國憲府所由。所著之冠，或以木為小冠，狀如瓢子，冠于髻上而著簪”[88]；還有朝鮮人描寫清朝羽士“緣鬢而削發，僅三分之一存發，而斂上周結包養網VIP如我國人之上髻”，“衣則色甫羅而狀如我國小昌衣”[89]。
從朝鮮士人詳細的觀察和記錄來看，他們對于剃發換衣后清朝社會的風俗極其敏感，著眼于各種細微處。僧人、羽士雖為社會邊緣人，但其發型與服裝，在這里又具有了“禮掉求諸野”的正面含義。他們留意到，僧人沒有留辮子，而羽士更是像明代人、朝鮮人一樣地束發戴網巾，甚至有講究的頭巾、發冠、簪子，有的像是朝鮮的連葉冠。“頭發”在整個清朝一向是高度敏感的話題，僧人、羽士沒有辮子，自己就是一種對辮發的隱微抵觸。羽士的不剃頭，給朝鮮人留下了深入的印象，他們在詩中書寫“羽士頭不剃，弊衲頗自整”[90]，感歎羽士保存了傳統華夏的衣冠頭發，即便是他們破舊的衲衣，也顯得整潔而親切。一向到1882年的晚清，朝鮮人依然在記錄“羽士不剃頭，束發加帽，著闊袖衣”[91]。羽士雖以“異端”存在，而其頭巾卻不斷引發朝鮮人向“儒巾”標的目的引申的想象與拔高。而僧、道們的衣服有交領右衽，要么像朝鮮人熟習的道袍，要么像小昌衣，總之不斷引出朝鮮人的熟習感甚至親切感。這種視角和心思，與當時清朝平易近間社會廣泛對僧、道潛在的警戒、敵意，是有所分歧的。
與之相對應的是，清朝羽士、僧人似乎也能從朝鮮人這里找到親切感與認同。樸趾源記載到，他在關廟中見到一名羽士，“羽士身披一領野繭絲道袍，頂戴藤笠，足穿貢緞黑靴。脫笠自撫其髻曰：‘與相公一樣’”[92]。這位羽士不單穿著朝鮮人熟習的道袍，並且摸著本身束發的發髻，說本身和朝鮮人的頭發一樣，束發于頂而不剃發。言談之中，顯現出一種認同感。孫萬雄則記載本身在一座古寺中碰到漢族和尚，邀請朝鮮人喝湯茶招待，這是因為和尚“蓋喜見漢官威儀者也”[93]。漢僧的熱情接待，或許也是從朝鮮人及其衣冠那里感觸感染到某種親切元素。朝鮮士人與清朝的黃冠緇衣之輩，能跳出崇奉的窠臼而產生某種水平的相互親近感，恰是由衣冠、頭發而拉近了這種距離。
五、“蟬有緌兮雞有冠”：剃頭辮發的真實與想象
頭發和剃發，是清初以來具有極重政治顏色的詞匯與符號。“漢人不忍剃發，或闔門循義，或杜門終身不見至親，或游于海，或隱于山，可悲可哀者甚多”[94]。為了保存頭發，中國歷史演出了一幕幕悲壯可泣的故事，無數仁人義士獻出了本身的性命。每念及此，朝鮮人也不由得一灑同情之淚，而轉念之間又慶幸朝鮮作為六合之間保存了衣冠頭發的一方凈土，是最后的文明之地。朝鮮人津津樂道的康世爵傳說，最能體現這同心專心態。
（一）朝鮮人筆下的剃發悲情與康世爵傳說
執政鮮人的筆下，剃發是悲慘的，是從華夏淪為“犬羊”的悲劇。他們筆下的真實與想象中，既充滿了對華夏剃頭的遺憾與同情，又將這種復雜心思通過明末逃進朝鮮的康世爵傳說，將其與朝鮮作為保存頭發的最后文明之土這一投射聯系在一路。清朝之前的吐蕃、西夏、金朝都曾奉行過強制剃發換衣的政策[95]，胡風辮發的流風余韻甚至延續到明朝，給朝鮮人也曾留下印象。如李德懋說“金時孔子泥像皆薙發左衽”，“具為文雅之厄會”[96]；吳道一也談“明朝已染習金、元之風，其來已久”[97]。但與清朝嚴酷而勝利的剃發政策比擬，此前的這些歷史都顯得何足道哉。洪年夜容就認為“中國之剃頭辮服，淪陷之慘甚于金、元時，為中國不勝哀涕”[98]，李在學則感嘆“大略元氏雖進帝中國，全國尤未剃發。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余，先國法服今盡為戲子輩打趣之具”[99]。
他們認為，金、元統治時期即便有強制剃發，但最終未能覆蓋整個中國社會，留發、束發的陳舊傳統，依然不絕如縷。然后清朝殘酷的剃發政策，導致數千年束發傳統與習俗的毀滅，這是金、元時期也不曾出現過的災難，是以讓朝鮮人為之“哀涕”。紀曉嵐的朝鮮伴侶洪良浩，甚至寫作了《漢兒剃頭行》的詩歌，為剃發的漢人覺得悲傷，詩中寫到“剃頭復剃頭，兒在膝上啼。兒兮慎莫啼，我心已酸凄。更怕別人聞，聲音且宜低”，“今汝不免難免乳，收支尤在抱，忍剪鬖鬖發”，“汝啼竟何知，汝生真可憐”，“明日當廟見，但恐吾祖不識爾”，“蟬有緌兮雞有冠，吁嗟人兮不如彼”[100]。詩中以一位漢人父親的角度切進，看到初生的兒子哭泣，似乎在哀痛本身生來就不克不及保存頭發，在父親懷中被剪失落了松散蓬松的嬰兒毛發。這光頭的抽像，連祖先也認不出這是本身的子孫，悲涼的哭泣對應著凄慘的性命。蟬和雞這些動物尚且能保存本身頭上的毛發，而剃頭的漢人卻連這些動物都不如。
在清初之時，漢人對于剃發的苦楚甚為逼真，“髡”、“髡鉗”、“髡刑”、“刑余”、“城旦”、“無發則鬼”等詞匯不斷出現在明清易代士人的筆下[101]。朝鮮人記載當時：“漢人與我人相對，或撫其髡首，而似有慚慨之色。人心之年夜崩，專在于剃頭之舉云。且聞南京人聞剃頭之令，痛飲痛哭”[102]。為了防止剃發換衣之恥，一些漢人逃往了朝鮮。據孫衛國統計，明清易代之際，頗有明遺平易近東往朝鮮，免于剃發換衣。此中一部門為平定壬辰倭亂的東征將士及其后裔，還有反清“九義士”及其后裔，以及清朝的逃人、漂流平易近等[103]。執政鮮燕行使的筆下，逃往朝鮮免于剃發換衣的記憶符號，重要集中在“康世爵”的傳說上。樸趾源記載說，清軍攻下沈陽時，荊州人康世爵受傷并“自念華夏路絕，不如東出朝鮮，尤得免薙發左衽”，后經艱難渡過鴨綠江逃往朝鮮，“遂娶東婦，生二子。世爵年八十余，率子孫蕃衍至百余人”[104]；金景善也寫到，沈陽淪陷后康世爵與劉廣漢繼續抗清，直到劉廣漢戰逝世康世爵也負重傷，“自念華夏路絕，不如東出朝鮮，尤得免薙發”[105]，并最終得以勝利；另一位朝鮮人記載說，康世爵為了“免薙發左衽”，通過吃羊皮襖和樹皮堅持到渡過鴨綠江，最終“娶東婦，生二子”，“子孫蕃衍至百余人，尤同居焉”[106]；還有人記載到，康世爵從陣亡逝世人堆中，換穿朝鮮兵士的衣服，因此沒有被清軍殺逝世。在金石山中吃草根樹皮，最終渡過鴨綠江，“娶東婦，生二子”，“子孫蕃衍至今”[107]。在這一傳說中，抗清戰士康世爵通過換穿朝鮮軍服，最終逃往朝鮮得以保存頭發，又執政鮮這一新的文明樂土樹立新的家園，華夏凋落的種子得以在這一膏壤開枝散葉，獲得了美妙的結局。其子孫同居不分炊，更是延續和承載了古典的華夏小配合體美德。
顯然，這一傳說中朝鮮飾演了幫助華夏延續文明火種的腳色，是以執政鮮士人中被津津樂道。同時，這一傳說也表達了朝鮮人對漢人志士依靠的盼望，盼望他們不忘華夏的衣冠頭發，即便抗爭掉敗，也要做到孔子所說“乘桴浮于海”，以防止剃頭克服的恥辱。
（二）批評、想象與真實世界
朝鮮人以本身保存了頭發而驕傲，并不時批評清人“披發左衽”，屈膝于胡虜。執政鮮士人看來，為保頭發應抵禦，或至多逃到朝鮮，但絕不克不及屈膝降服佩服而剃發。樸趾源就說，良多朝鮮士人“獨以一撮之髻自賢于全國”，將不曾剃頭的發髻，視為文明和驕傲的身體符號。另一方面，則宣稱“一薙發則胡虜也，胡虜即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觀？[108]”將剃發留辮的清朝人，所有的視為胡虜和犬羊。在樸趾源看來，這是一種極其不客觀的偏狹心態。這種心態，有時直接導致清朝士人的厭惡。徐有聞就記載了一位清朝翰林，曾經遭受朝鮮人的謾罵指責，朝鮮人說他作為年夜明世家子孫，卻“豈忍披發左衽，求仕于本朝乎？”指責他剃發換衣，在清朝當官。這一不禮貌的舉動，導致翰林“聞者不悅，自后拒之”，再也不想和朝鮮人打交道了[109]。而洪年夜容與清朝士人潘庭筠、嚴誠深交，樹立了執迷不悟的深摯友誼，但這一友誼在當時良多朝鮮士人看來，卻是值得批評的，來由僅僅是因為他們將清朝士人視為“剃頭舉子”，是支撐清朝的“蠻夷”，與他們來往就是對明朝的變節[110]。
對于剃頭，一些清人當然對此極其不滿，如前文中所述感歎“剃頭之痛”的胡傳授之子等人，甚至有擔任清朝縣官的士人年夜談本身的辮發是“韃子之法”[111]，還有清朝婦女對朝鮮人束發的發髻也充滿興趣[112]。但總體看來，清中期及以后的清朝包養網站社會主流，已經習慣和接收了剃頭辮發。洪年夜容屢次提到清人對剃頭的習慣，如告訴他孔子后裔也剃頭，不用往見。而洪年夜容說朝鮮人以“保留頭發為年夜快樂事”，對此潘庭筠等也是相顧無語罷了。潘庭筠還告訴他，剃頭沒有“梳髻之煩，爬癢之苦”，而另一位清朝舉子鄧生，也年夜談剃頭是“自幼習以為常，頗覺其便”，這些態度也令其略感掃興[113]。樸趾源也意識到，當時普通清人已經習慣了剃頭，反而認為束發未便：“愚平易近之習熟成俗者，已百余年之久，則亦或有以束發加帽，反為煩癢而未便者”[114]。
可以說，朝鮮人對于剃頭辮發的想象與感情符號之外，也面臨著真實世界對此種想象的不斷沖刷。
結 語
朝鮮士人對于衣冠和頭發，寄予了各種復雜的感情與想象。無論是他們做出那些關于未來的準確預言，還是引發出許多清人的悲情、傾慕或是嘲諷，都在細密的文字記載中被凝結和沉淀為歷史的塵埃。隨著時間的流逝，衣冠與頭發的悲情漸漸昏暗，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混沌和含混的現實。再往后到晚清，隨著承平天國運動的興起，中國再次出現了不剃頭而留發的人群。但是此時的朝鮮人，似乎也逐漸淡忘了清朝後期、中期那種對于衣冠頭發的復雜感情，反而跟隨清朝術語，將承平天國稱為“長發賊”，并記載了這些“長發賊”剃頭混進北京探聽情報。而令朝鮮人尷尬的是，假如“長發賊”不剃頭，反而“偽著朝鮮服色”，裝扮為衣冠束發的朝鮮人，那就很是麻煩了。對此，清朝當局請求將“我隸輩姓名錄送通官處，以為考信之資”[115]。在這個時候，雖然繼南明、三藩之后再次出現了號召保存頭發并對抗清朝的氣力，但此時的朝鮮人卻不再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反而共同清朝登記，防范“長發賊”借用朝鮮的頭發、衣冠進行搗亂。在清朝的早期階段，衣冠與頭發不再是勾起明清易代時天崩地裂悲情的記憶符號，反而成了在現實生涯中帶著負面顏色，可以被遭到應用的累贅。再往后1882年朝鮮人和清朝的“天津談草”中，朝鮮人金允植則痛斥明治維新后的japan(日本)“悅洋人之道，盡化其頭發衣冠”[116]。至此，“頭發衣冠”之悲不再是清朝的胡服辮發，而變成了“洋人”的短發和西裝。而這個時候，時間的指針距離朝鮮和清朝脫離“宗藩關系”，以及后來的“日韓合并”，也已經越來越近了。
注釋：
[1] 葛兆光：《年夜明衣冠今安在》，載《史學月刊》2005年第10期。
[2] 徐東日：《朝鮮青鳥使眼中的中國抽像：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間》，中華書局，2010年。
[3] 桂濤：《17—18世紀朝鮮士人眼中的清朝》，中國包養網比較社會科學出書社，2020年。
[4] 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無限公司，20包養網車馬費18年。
[5] 李在學：《燕行記事》，林基中編《燕行錄選集》卷五九，首爾：東國年夜學校出書部，2001年，第247頁。以下所引《燕行錄選集》均同，紛歧一注明。
[6] 李㴭：《燕行詩》，《燕行錄選集》卷二一，第474、第503頁。
[7] 金錫胄：《搗椒錄》，《燕行錄選集》卷二四，第49頁。
[8] 沈樂洙：《燕行日乘》，《燕行錄選集》卷五七，第37頁。
[9] 葛兆光：《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53頁。
[10] 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無限公司，2018年，第135頁。
[11] 柳得恭：《熱河紀行詩》，《燕行錄選集》卷六Ο，第22頁。
[12] 李肇源：《黃粱錄》，《燕行錄選集》卷六一，第225、第248頁。
[13] 成祐曾：《銘山燕詩錄》，《燕行錄選集》卷六九，第230—231頁。
[14] 洪昌漢：《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三九，第173頁；未詳：《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九九，第469頁。
[15] 俞拓基：《沈行記》，《燕行錄選集》卷三八，第146頁。
[16] 未詳：《燕行錄》，《燕行錄選集》卷七Ο，第93頁。
[17] 洪年夜容：《湛軒燕記》，《燕行錄選集》卷四三，第27—28、第130頁。
[18] 李德懋：《進燕記》，《燕行錄選集》卷五七，第287頁。
[19] 李基憲：《燕行詩軸》，《燕行錄選集》卷六四，第444頁。
[20] 金昌業：《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三二，第167頁。
[21] 樸趾源：《熱河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五三，第521頁。
[22] 章士釗：《疏〈黃帝魂〉》，自包養甜心網 中國國民政協文史資料研討委員會編：《辛亥反動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60—261頁。
[23] 郭齊勇：《六合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上海：上海文藝出書社，1994年，第5頁。
[24] 徐浩修：《燕行記》，《燕行錄選集》卷五一，第20頁。
[25] 徐有聞：《戊午燕錄》，《燕行錄選集》卷六二，第247頁。
[26] 李德懋：《進燕記》，《燕行錄選集》卷五七，第235頁。
[27] 任鴻雋：《記南京臨時當局及其他》，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反動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書社，2001年，第777頁。
[28] 程潛：《辛亥反動前后回憶錄》，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反動親歷記》，第107頁。
[29] 南充師范學院：《蜀北軍當局成立始末調查記》，自 中國國民政協文史資料研討委員會編：《辛亥反動回憶錄》（第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2頁。
[30] 吳晉航 ：《四川辛亥反動見聞錄》，中國國民政協文史資料研討委員包養軟體會編：《辛亥反動回憶錄》（第三集），第110頁。
[31] 陶菊隱：《長沙響應起義見聞》，自 中國國民政協文史資料研討委員會編：《辛亥反動回憶錄》（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5頁。
[32] 李押：《燕行記事》，《燕行錄選集》卷五三，第138、第140頁。
[33]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燕行錄選集》卷三五，第452頁。
[34] 趙榮福：《燕行錄》，《燕行錄選集》卷三六，第326頁。
[35] 李在學：《燕行記事》，《燕行錄選集》卷五九，第52頁。關于這位“朱言”的成分，由于他曾自稱是明朝宗室，隱姓埋名為“丁含章”。這一情況，惹起了朝鮮士人的廣泛同情，但后經金昌業暗訪調查確認，所謂明宗室之說“已歸虛套矣”。張伯偉：《中韓筆談文獻中的衣冠問題新探：兼談東亞筆談的研討方式》，《江蘇師范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21頁。
[36] 徐有聞：《戊午燕錄》，《燕行錄選集》卷六二，第215頁。
[37]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燕行錄選集》卷三五，第361頁。
[38] 李㴭：《燕途紀行》，《燕行錄選集》卷二二，第102頁。
[39] 樸世堂：《西溪燕錄》，《燕行錄選集》卷二三，第386頁。
[40] 洪命夏：《燕行錄》，《燕行錄選集》卷二Ο，第314頁。
[41] 未詳：《燕中聞見》，《燕行錄選集》卷九五，第56頁。
[42] 趙榮福：《燕行錄》，《燕行錄選集》卷三六，第222—223頁。
[43] 孫萬雄：《燕行日錄》，《燕行錄選集》卷二八，第373頁；金昌業：《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三一，第329頁。
[44] 洪年夜容包養價格ptt：《湛軒燕記》，《燕行錄選集》卷四三，第76—77頁。
[45] 徐有聞：《戊午燕錄》，《燕行錄選集》卷六二，第174頁。
[46] 章太炎：《先曾祖訓導君先祖國子君先考知縣君事略》，黃耀先等點校：《章太炎選集：太炎文錄續編》，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第212頁。王汎森指出，章太炎家族的情況并非孤例，當時江南良多包養網車馬費士人遺囑都請求防止穿清朝服裝進葬。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中國近代思惟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書集團無限責任公司，2011年，第102—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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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閔鼎重：《老峰燕行記》，《燕行錄選集》第二十二卷，第386頁。
[49] 洪年夜容：《湛軒燕記包養價格》，《燕行錄選集》第四十二卷，第14頁。
[50] 樸來謙：《沈槎日記》，《燕行錄選集》第六十九卷，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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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趙榮福：《燕行錄》，《燕行錄選集》第三十六卷，第2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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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崔斗燦：《乘槎錄》，《燕行錄選集》卷六八，第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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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金昌業：《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三二，第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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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李宜萬：《農隱進沈記》，《燕行錄選集》卷三Ο，第234頁。
[61] 閔鎮遠：《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三四，第394—395頁。
[62] 趙榮福：《燕行錄》，《燕行錄選集》卷三六，第332—333頁。
[63] 姜浚欽《燕行錄》，《燕行錄選集》卷六七，第57頁。
[64] 洪年夜容：《湛軒燕記》，《燕行錄選集》卷四三，第191—192頁。
[65] 徐浩修：《熱河紀游》，《燕行錄選集》卷五一，第371—372頁。
[66] 李宜萬：《農隱進沈記》，《燕行錄選集》卷三Ο，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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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吳政緯：《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無限公司，2018年，第192—193頁。
[111] 徐有聞：《戊午燕錄》，《燕行錄選集》卷六二，第175頁。
[112] 金昌業：《包養網ppt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三二，第126頁。
[113] 洪年夜容：《湛軒燕記》，《燕行錄選集》卷四二，第112—113、第164—165頁；洪年夜容：《湛軒燕記》，《燕行錄選集》卷四三，第28、第75頁。
[114] 樸趾源：《熱河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五六，第556頁。
[115] 樸齊仁：《燕槎錄》，《燕行錄選集》卷七六，第174頁；未詳：《燕行日記》，《燕行錄選集》卷九二，第254頁。
[116] 金允植：《天津談草》，《燕行錄選集》卷九三，第2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