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從帝制到共和過渡的北洋當局時代，內閣短壽、政局反復動蕩，為使當局運轉保持最低限制的連接性與效力，必需樹立文官保證軌制、對政務官之外的當局官員賜與成分保證，以維系權要系統的專門研究與穩固。以美國晚期的經歷來看，這般方可防止政黨分贓及權要團體的沉溺。文官保證軌制實在是“寓保證于懲戒之中”，經由過程建立絕對自力的懲戒委員會擔任文官的懲戒處罰，并予以司法接濟，是歐美列國比擬罕見的做法。面臨政治風潮與當局變換，平政院仍然保持了文官保證的底線，并外行政審訊中統籌實體題目與法式題目。經由過程對文官懲戒處罰的審查，平政院保證了文官的法定權力與全部權要系統的穩固。我們可以說，平政院裁判在落實文官保證軌制方面，起到了不成替換的感化。
要害詞: 平政院 文官保證 懲戒 行政審訊
一、文官保證軌制的產生及其價值
傳統帝制中國雖有官員與胥吏的分辨，卻無政務官與文官（事務官）之分。在科舉取士的年夜準繩下，士年夜夫凡是由初級官員逐級升遷；固然在凡是法式之外也有天子特簡者，可以不拘泥于仕宦之標準與其他限制、越級拔擢，“然于實在際，據此情勢任用之事幾希”，所以即使是最高級級的包養網宰輔也往往是從小官拾階而上。[1]在君主獨裁之下，一切官員在軌制上均為天子所錄用，除改朝換代外不存在當局的輪番，從平易近選義務當局的視角來看，一切官員均畢生任職當想像的話。然有其缺點；但從行政專門研究化與當局施政穩固有序的角度來說，為通俗文官供給成分保證亦有其不成替換的長處。
文官保證軌制的目標在于完成文包養官系統的中立，以確保在政黨輪番時，全部權要機構仍然保持專門研究性與延續性。“只要職位是畢生的以后，事務官始能對于其所從事的當局任務取得專門經歷”，也才幹絕對自力于政治人物行使權柄；“事務官中立不只是供應當局專門常識的需要方式，並且是平易近主政治下政治動搖的安寧權勢”；中立的事務官是“黨派斗爭中的公正裁判員”，是“政治動搖中社會全部好處的最后保證者”。[2]依古代歐美（包含japan(日本)）體系體例，公事員往往分為政務官與文官兩類。政務官指“介入國度政策方針之決議，并隨在朝政黨更迭或政策轉變而進退之公事員”，政務官凡是不須經公事員測試，無任用標準限制，是經由過程選舉或政治錄用就職，同時也因政治緣由往職，無公事員成分保證；文官則指“依既定之政策或施政方針而履行行政義務之公事職員”，文官任用有法定標準限制，有日常考成，也享有公事員成分保證權，非因屆齡退休或受革職懲戒，不得褫奪其公事員成分。[3]
美國開國之初的一百年間，不分政務官與文官，其任免均在政黨安排之下，文官的成分全無軌制保證，時人稱之為“政黨分贓軌制”。最後分贓軌制只是在各邦風行，1829年杰克遜（Jackson, 1767~1845）擔負總統后，正式將分贓軌制引進聯邦。自杰克遜總統以后，在美國“每次新總統登基，按例撤換所有的舊有仕宦以缺位酬勞本黨黨員”。[4]也有學者以為杰克遜這么做是為了打破官員的畢生制與將官職作為私家財富的不雅念，經由過程公職輪番防止官員的專制與腐朽。[5]或許杰克遜改造有其汗青意義，但分贓軌制履行以后，“事務官本質年夜為下降”“各類腐朽情況層出不窮”，此中“最年夜的暗中是事務官與政治孤芳自賞”，以致于“現在平易近主的狂熱外行政腐朽的情況下垂垂消散”；1881年，加菲爾德（Car?eld, 1831~1881）總統被一個求官未得的人刺逝世，在言論的壓力下，國會于1883年經由過程《事務官法》，徹底終結了文官職位的分贓軌制。[6]盡管美國已樹立起與政務官分流的文官軌制，可是與英、德、法等國相較，美國文官系統的自力性仍不如人意；時至本日，在一些學者看來，美國的行政機關仍然過度政治化，這損壞了文官系統的專門研究性與延續性，并進一個步驟損壞了國度的法治。[7]
二、近代中國文官保證軌制的樹立
辛亥反動之后，中國重生的共和制當局樹立了古代義務內閣與政黨政治軌制。可由于政黨的老練與政治權勢的尖利對峙，在十幾年的時光里內閣更迭竟然跨越三十次，能保持一年以上的內閣非常罕有。中心當局內閣更迭這般頻仍，政務官當然是你方唱罷我退場，本應處于超然位置的文官也不免遭遇無妄之災。在政潮連連的佈景下，欲完成當局的連續運轉，文官中立與保證軌制的樹立至關主要。如前所述，在中國現代雖沒有義務內閣與政黨輪番軌制，但公事職員的成分保證軌制在必定意義上卻一向存在。近代有關公事職員保證之規則，最早見于1912年3月《中包養網華平易近國姑且約法》對于法官之成分保證，依據該法第52條，“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依法令受科罰宣佈，或應撤職之懲戒處罰，不得解聘。懲戒條規，以法令定之。”[8]關于通俗文官成分保證，1913年1月，平易近國北京當局以教令的情勢公佈了《文官保證法草案》，規則“凡文官非受刑法之宣佈、懲戒法之處罰及根據本法不得免官”（第2條），依法免官者須依據官等交付響應文官懲戒委員會審查（第4條），“凡文官非得其批准不得轉任劃一以下之官”（第5條）；并于同時公佈《文官懲戒法草案》，規則普通文官非據該法不受懲戒（第1條）。[9]《文官保證法草案》與《文官懲戒法草案》未經那時的姑且國會（參議院）審議經由過程為正式包養網法令，其產生法令效率的根據包養是行政機關發布的《文官任免懲戒保證履行令》，講明以上各法案未經正式公布之前，“一切文官任用、懲戒、保證各項事宜仍暫行實用各該草案打點”。[10]對比《姑且約法》關于法包養網官成分保證的條則與《文官保證法草案》和《文官懲戒法草案》有關文官成分保證的規則，可以說是年夜體相似。根據古代行政法之道理，“仕宦有請求國度不得肆意而褫奪其仕宦成分之權力。此現今列國關于仕宦之懲戒，所由必設置特殊之機關厘定嚴重之法式也。”[11]
國度對于公職職員的成分保證并非漫無邊沿，不然不免淪為偏護或縱容，也會影響行政效力；在必定意義上，文官的懲戒軌制乃是“寓保證于懲戒之中”。文官保證的焦點在于防止行政主座盡情處罰個人工作權要，對文官懲戒設置法定的前提與法式。在主管主座之外建立包養網絕對自力的委員會，以處置個人工作文官的懲戒或申述事宜，并供給司法接濟道路，是列國廣泛的做法[12]。（1）英國稍微懲戒權（如正告、申誡）屬于直屬主座，至于較重之懲戒，則由設于中心各部會機關之懲戒委員會查詢拜訪并作成結論，呈請機關首長作出懲戒決議；文官如不服其主座或懲戒委員會之懲戒決議，可向文官申述委員會（Civil Service Appeal Board）申述；對于文官申述委員會的裁定如仍不服，則可向實業法庭（Industrial Tribunal）提起上訴。（2）在美國，官員如不服主管主座之懲戒決議，可向下級機關提出復議請求；如不服復經過議定定，可向自力的功勞軌制保證委員會申述。如一方或兩邊不服功勞軌制保證委員會之決議，可向聯邦上訴法院提起上訴；如案情與薪俸有關，則應向權益訟爭法院（The Court of Claims）提起上訴。（3）法國官員懲戒權屬于有錄用權之主管機關，但除稍微處罰（正告或申誡）外，主管機關必需征詢懲戒委員會心見，方能最后作出懲戒決議。被付懲戒文官如不服，可提起申述，由國度最高公事員諮議會所設申述委員會受理。該官員對于申述委員會的決議如仍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4）japan(日本)在二戰前，依憲法“官制年夜權”與“任官年夜權”屬于天皇，官員之經濟權力與成分保證在性質上屬于天皇恩賜，故而與古代公事員享有之保證權力相往甚遠。二戰后，官員懲戒權屬于有錄用權之主管機關首長和人事院；人事院為設于內旁邊之行政委員會，為中心人事機關之一，具有高度自力性與普遍的權利，它可直接對全國個人工作權要行使懲戒權，同時為全國官包養員懲戒之“復審機關”。人事院作出復審裁定后，若該公事員不服，可依行政訴訟法之規則向法院包養網提起撤銷訴訟，以求接濟。（5）德國自普魯士于1852年建立懲戒法庭（懲戒法院），便持久由專門法院管轄較重之懲戒及職務主座所為稍微懲戒的上訴；直至2002年聯邦德國廢止懲戒法院，將懲戒案件交由通俗行政法院管轄。可見，歐美日列國均對文官懲戒賜與司法接濟的渠道；而在年夜陸法系國度，這往往意味著行政法院對于懲戒行動的審查。
南京姑且當局于1912年3月11日公佈的《中華平易近國姑且約法》，便規則“國民對于仕宦守法傷害損失權力之行動，有報告于平政院之權”（第10條）；“法院依法令審訊平易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但關于行政訴訟及其他特殊訴訟，別以法令定之”（第49條）。[13]至于行政訴訟的管轄機關，早在辛亥反動后不久，宋教仁所擬《中華平易近國姑且當局組織法草案》，就明白提出國民“對于行政官廳守法傷害損失權力之行動，則訴于平政院”（第14條）。[14]1914年3月31日《平政院編制令》公佈后，平易近國北京當局公事員懲戒及保證機制進進文官懲戒委員會與平政院并立時代。[15]盡管在實際上官員和官廳的關系，與通俗國民和當局的關系有所分歧，前者之間存在所謂的“特殊權利關系”，官員因其成分特別其小我權力的行使遭到必定的限制；但這并不料味著個人工作文官面臨其與主管機關之間的爭議，不克不及徵引憲法性法令付與的權力，訴諸行政審訊以求接濟，特殊是退職業文官的成分保證遭到犯警的損害時。在審訊實行中，平政院不只審理行政機關與行政絕對方的內部行政爭議案件；也審理行政機關外部的爭議案件，包含行政機關對于其官員的嚴重成分處罰行動（如降等、復職、撤職等），以及行政機關之間的權限爭議（至于較稍微的懲戒處罰爭議，如事關減俸與申誡者，平政院凡是不予受理）。盡管在文官懲戒實務中，盡年夜大都的懲戒案件由高級及通俗文官懲戒委員會判決了案。[16]但仍有多數特殊有爭議的案件會由當事人提交行政審訊，并獲得平政院的受理。
據學者收拾、統計，從1915年到1928年十四年間平政院所作出的行政訴訟判決書共有187件，此中觸及人事標準爭議的有22件，占總數約12%，所占比例并不算小。[17]筆者細心翻閱以上22件人事標準訴訟，此中觸及公職職員成分保證的，有13件（其余為先生和僧侶的人事爭議）；此中變革原機關處罰的有3件，撤消原機關處罰的有7件，保持原機關處罰的有3件。[18]斟酌到保持原處罰的案件當事人均不具有文官標準（或文官標準在此包養網前已被撤消），現實上觸及文官（含法官1人）成分保證的案件共有10件，此中撤消（撤銷）原處罰判決7件（占70%）、變革原處罰判決3件（占30%），無一例案件保持原處罰。與所有的187件案件中，保持原處罰占54%、撤消原處罰占24%、變革原處罰占22%相較，[19]平政院在審理文官成分案件中的判決應該說相當保守。與大批由兩級文官懲戒委員會判決的懲戒處罰相較，平政院判決作為“要害的多數”，在必定意義上供給了“案例領導”的典范，對于文官保證軌制的落實有不成替換之價值。假如說文官懲戒委員會對于個人工作文官來說是“寓保證于懲戒之中”的話，平政院裁判對于文官處罰的接濟，則是文官保證的最后一道防地。以下本文將針對這包養些典範案例予以分類闡述。
三、經由過程行政審訊落實文官保證軌制
（一）政治風潮下平政院管轄權簡直立
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掉敗而亡，北洋當局很快宣布恢復《姑且約法》，由黎元洪繼任總統、由總理包養段祺瑞組閣。原當局各部司長以下各級文官，在數年間歷經從共和到帝制再回應版主共和的鬧劇，不得不面臨閣潮之下各部總長幾次換人的政治逆境；國度年夜政甚至國體都朝令夕改，上級文官不免舉止掉措。“再造共和”后，在否決袁世凱復辟中表示積極的孫洪伊被錄用為外務總長；孫洪伊以為外務部官員在朱啟鈐擔負外務總長（兼袁世凱即位年夜典準備處處長）時介入復辟年夜典特殊積極，所以要整理部務、清算之前“附逆”者；孫氏于1916年9月8日發布將介入帝制的64人復職的部令，是為外務部年夜改組案。在此之前，新任路況總長許世英于同年8月14日，擅以部令將路況部三十余名官員復職、兩名官員晉陞；對于復職所空出來的職位，許世英也另行派員以“試署”的方法彌補了空白。[20]外務部與路況部被復職的官員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在那時政局動蕩、閣潮連包養連的佈景下，若何保證文官的“政治中立”與“職位平安”，這成為一個浩劫題。
比擬那時歐美列國文官保證的實行，僅有部門國度賜與文官懲戒以司法（行政審訊）的接濟道路。而從平易近國初年的行政訴訟與文官保證立法來看，平政院對于文官處罰案件的管轄權也存在必定爭議，甚至文官保證立法的有用性也遭到質疑。
針對告狀，路況部提出的辯論書絕對溫順，其宣稱包養：所復職文官由于標準緣由，不該實用《文官保證法草案》；再者，復職與撤職分歧，“有另候任用字樣”，故而算不守法處罰；與此包養同時，路況部也委婉的提出平政院審訊法令根據的疑問，“文官保證法草案現實上能否有用尚屬疑問”；別的，路況部作出復職處罰的緣由之一是經過年夜總統核準的“裁并機關、節省經費”的機構改組，其處罰有政治上與法令上的根據。平政院最后的判決書以為盡管路況部的辯論并非完整在理，但其在法式上與實體上依包養網然存在越權守法的題目，故而作出變革處罰的判決。[21]
與路況部的情況分歧，外務部復職的文官不只多少數字更多（復職範圍接近甚至跨越外交部原有文官的對折），並且此中包含大批明白受《文官保證法草案》保證的高級文官。可是與路況部提出辯論書相較，盡管面臨國會議員的質詢與平政院審理該案件的雙重壓力，孫洪伊仍然提出很是尖利的辯解看法，最基礎質疑平政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其一，“平政院只能受理國民與仕宦之訴訟，不克不及受理屬員與上官之訴訟”，故而被解聘文官不具有行政訴訟的主體標準；其二，“《文官保證法》未經國會經由過程，不得依為依據”，故而受處罰官員告狀所根據的實體法有效；其三，平政院乃是袁世凱的政治遺產，《平政院編制令》的法令效率值得猜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看到的只是那輛大紅轎的樣子，根本看不到裡面坐著的人，但即便如此，他的目光還是不由自主的平政院之機關未來憲法上未必存在，平政院既最基礎動搖，此等訴訟案件屆時天然隨之覆滅”。需求特殊誇大的是，孫洪伊甚至未根據平政院的請求提出正式辯論書，而是“以部分之間咨文的情勢予以回應版主”，這也表示出孫洪伊對于平政院管轄權的質疑。[22]
平政院顛末全部會議包養網會商，以為行政訴訟對于國民權力的保證，除法令明文規則的破例，也應及于仕宦，故而被復職文官有權訴諸于平政院。弄虛作假，孫洪伊提出的抗辯來由并非全然在理，平政院對此也很難逐一作答；但平政院裁判書捉住了外務部謝絕提出辯論書的法式瑕疵，指出“原告對于被告經本院咨送訴狀正本迄今未依式提出辯論，應以為自行擯棄辯論之權力”。據此，平政院在判決書中也就不用答覆《文官保證法草案》的法令效率題目，也不需求在判決書中說起《行政訴訟法》能否可以實用于仕宦這一在法理上與比擬法上都存在爭議的題目。平政院抓出外務部處罰違背法則且超出權限（“鄙棄年夜總統權柄”）的軟肋，裁判撤消外務部的處罰，并宣佈：“雖根據凡是行政法理，部長于所屬賢否，行使其監視權認為考察固非所禁，如認有必需解除其職者，則應于法令上有合法明白之事由；系薦、簡任各職又應呈奉年夜總統令公布照準；即職屬委任，亦不得無故勒停。”[23]
平政院于作出裁判后，孫洪伊保持不願共同，總統黎元洪、總理段祺瑞以及多名國會議員均卷進此一政治困難，終極以外務部長孫洪伊撤職，連帶國務院秘書長徐世錚、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與孫洪伊統一派系）往職而了結。[24]有學者以外務部長孫洪伊與總理段祺瑞（及段的心腹徐樹錚）的牴觸，來解讀那時的外務部改組訴訟案，著重于研討平政院審訊背后的政治佈景。[25]可是本文更追蹤關心的不是外務部與路況部復職案中的政治斗爭，而是考核在平易近國初年老練的政黨政治之下，若何可以或許防止美國開國晚期那種隨同政黨輪番的文官職位的政黨分贓題目。外交部（也包含路況部）復職案行政裁判失效的重要法令意義，在于平政院對于文官保證案件管轄權簡直立；以此案為判決先例，上述孫洪伊提出的三項質疑至此不再存疑，之后在現實上也沒有當事人再針對平政院的管轄權提起抗辯。從這個角度來說，不是平政院做了政治斗爭中的棋子；而是政治斗爭的終極成果在客不雅上幫了平政院的忙，建立了平政院的威望、確立了其管轄權。
（二）不妥處罰的本質審查
1916年路況部與外務部處罰案之后，北洋當局各部政黨分贓式的年夜改組似乎未再產生；不外在官廳的日常行政中，行政主座仍不時會盡情將個人工作文官撤職。而平政院面臨如許的案件，也會對詳細處罰的事由停止本質審查，以保證受處罰文官的法定權益。詳細案件有下列四例。
外務部土木司司長陳某被外務部長以“擅去職守”呈請年夜總統撤職。經平政院審查，陳某乃是由於生病告假，有其提交給外務部的告假單與大夫證實為證。而外務部稱“對于此案因無卷可輯，無從辯論”，平政院依據平政院審訊規定與外務部提交的關于陳告假的部門證據，以為無須原告辯論即可作包養出判決：“外務部呈請將該被告撤職之處罰，殊與法則有違，應予撤消”。[26]
被告黎某是農商安排技士，農商部以黎某在國務院秘書廳兼職為由，免除其代理之技士職務。經平政院查明，黎鴻業只是經甄選擁有在國務院任職的標準，現實上并未在國務院任務（“未批薪水，亦未派有職務”）。故而平政院裁定：“因該員兼有其他官署職務而免其技士，現實殊欠的當”，“原告官廳之處罰應予變革，自應仍準被告呈請回部任職。”[27]
被告徐某為路況部僉事，無故“奉部令撤職”“另候任用”。經平政院審理查明：“本案免官之處罰既無任何來由，并不根據法令，殊欠公允”，“且于免官后已歷一年之久，尚未派有他項職務，是部令另候任用一語，亦僅托諸空言”，故對于其處罰“應予撤消”。[28]在本案判決書中，平政院除審查實體題目外，還誇大了應依法定法式打點懲戒。
1922年，由于國會與王寵惠“大好人內閣”的沖突，財務部長羅文干被冤枉坐牢。在查察機關將羅文干無罪開釋后，眾議院竟然又經由過程從頭查辦羅文干的決定，并請求查辦之前開釋羅文干的查察官，羅文干再次進獄。[29]在羅文干案產生后，東省特殊區域高級審訊廳廳長李某“見政府顯守法律，故電陳所見，冀促政府自行改正”；而司法部以為李某以法官成分“干涉政事”，違背了個人工作倫理，呈請將其代理廳長職務免除包養。李某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平政院查明：“被告迭次電陳，雖語出過激，惟既先奉宥電之徵詢，始有勘電之陳說”；至于原告司法部在辯論中所稱被告在任上“督帥有方”“難資得力”，故應撤職，“查本案公布撤職緣由，僅稱職務外干涉政治，并未講明人地不宜及難資得力等情事，后殊難借此辯解。”故裁判“司法部之處罰撤消之。”[30]由于當事報酬法官，嚴厲來說本案所觸及的并非純真文官職務保證題目，但當事人除法官外還有審訊廳廳長的行政職務，更況且作出處罰的機關為行政部分（司法部），由平政院予以接濟應當說是比擬適當的。
（三）合法懲戒法式的司法保證
在上述平政院作出判決書的10個觸及文官處罰的案件中，作出處罰的機關首長均未將當事人提交文官懲戒委員會懲戒，而是自行作出處罰決議；或未經懲戒委員會審查，自作主意呈請年夜總統等有權機關頒發撤職等處罰令。這意味著在文官處罰實務中，各機關主座能夠常常違背法定法式、越權作出處罰決議，并躲避文官懲戒委員會的審查。例如主座往往用“復職”來取代“撤職”，并宣稱這不是懲戒，故而不需由文官懲戒委員會決議。在1916年的路況部與外務部不妥處罰裁判書中，平政院只是指出路況部與外務部未經年夜總統批準，越權將官員復職，并未說起法定的文官懲戒法式題目。而平政院在1923年作出的三個判決書與1926年作出的一個判決書中，則特殊誇大了文做的。野菜煎餅，試試看你兒媳的手藝好不好包養？”官處罰的合法法式題目。這四個案例中，被處罰人能夠有必定的過掉，可是官廳在停止處罰時也都存在法式瑕疵；平政院在審理這類典範案件時，著重于審查作出處罰機關的法式瑕疵，至于在實體上該處罰能否有理則在所不問。在審訊中對于合法懲戒法式的保持，在客不雅上有利于領導各當局機關依法處罰文官，也有利于建立文官懲戒委員會的威望。從這個意義上講，平政院參與文官懲戒案件，并非與文官懲戒委員會競爭管轄權，反而有助于文官懲戒委員會管轄權的落實。
平政院于1923年9月作出判決的案件，可謂文官懲戒合法法式保證第一案。在本案中，農商部司長黃某告狀農商部無故將其呈請撤職；對此，農商部的辯論來由有三：其一，“該員系還有任用”，并非“無故撤職”；其二，將該員撤職，乃是由於傳聞其有失職作弊題目，“惟才尚可用，故擬改為外任，以資保全”；其三，在將該員撤職后，發明其確有作弊情事。對此，平政院誇大：“事未徹查，難懂本相，惟本院受理案件只限于行政訴訟范圍，其他事項非本院權柄所及，而仕宦任免原有必定法令可循，則本案先決題目應以該被告那包養時之撤職能否符合法規為斷。”哪怕已查實黃某作弊，那也應該交由懲戒委員會懲戒，更況且農商部在作出處罰前并未查實。至于農商部“所謂還有任用者”，“實只托諸空言，殊缺乏以資折服”。“撤職既未顛末法定法式，原處罰當然掉效”，“應予撤消”。在本判決書中，平政院明白指出農商部所謂“還有任用”的撤職乃是躲避合法懲戒法式的一諾千金今天的時間似乎過得很慢。藍玉華覺得自己已經很久沒有回聽芳園吃完早餐了，可當她問採秀現在幾點了，採秀告訴她現在是；并且誇大縱使官員在處罰后發明確切有法定撤職來由，也不克不及合法化之前的處罰行動；最主要的是，平政院誇大懲戒決議應由文官懲戒委員會作出，官廳若查明其官員有失職作弊包養網行動，應“呈請交付懲戒，包養網或予以撤職，或竟跨越撤職之水平，均由懲戒會依法處理，方足以飭官紀而崇法治”。[31]
1926年產生的周樹人（魯迅）訴教導部案，可謂顫動一時的案件。魯迅時任教導部僉事、同時兼任國立男子師范年夜學教員。那時教導部開辦男子師范年夜學，激發先生抗議運動；魯迅作為教導部官員，被以為有“勾搭先生”“對抗部令”的行動，是以被教導部總長章士釗徑行呈請撤職。那時章士釗身兼教導部與司法部總長，獲得總理段祺瑞的支撐；而魯迅以教導部部員公開抗衡本部行政號令，現實上違背了文官包養網中立的準繩、依法應受處罰。但周樹人捉住了將其撤職的處罰與法定法式分歧的破綻，終極外行政訴訟中勝訴。[32]平政院判決：“原告開辦國立女師年夜學，被告兼任該校教員能否確有對抗部令情事，原告未能證實，縱使失實，觸及文官懲戒條例規則范圍，自應交付懲戒，由該委員會依法經過議定處罰，方為符合法規。原告遽行呈請撤職，確與現行法則法式不符。”至于原告辯稱的“原擬循例交付懲戒，當時情況嚴重，若不采用包養網行政處罰，深恐群相效尤”，平政院以為：“被告果有對抗部令嫌疑，先即將被告復職或依法交付懲戒已足示僘，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火燒眉毛，必需采用很是處罰？”故判決“原告呈請撤職之處罰屬守法，應予撤消”。[33]
四、結語
平易近國草創，中國固然引進了東方的文官自力與成分保證軌制，但由于政局動蕩、立法粗拙，加之政黨政治的老練與軍閥的跋扈，當局文官系統的專門研究性與穩固性均遭受嚴重的要挾。平政院以其懦弱的法理基本，竟然卷進政治風暴的中間，積極受理觸及文官保證的行政訴訟；并決然宣佈外務部與路況部文官的年夜改組與年夜換血行動守法，對其處罰予以變革或撤銷。由此，經由過程判例（而非立法），平政院在政治上與法令上確立了其管轄權，并在第一時光打消了包養網政黨分贓的隱患。
平政院判決對于文官懲戒委員會的勝利運作，亦有莫年夜助力。從概況上看，平政院與文官懲戒委員會并立，經過平政院判決的文官保證案件年夜都未經文官懲戒委員會處罰，似乎行政訴訟與文官懲戒法式存在競爭關系。但一方面，平政院僅審理嚴重的成分保證（特殊是撤職與所謂的“復職”）案件，至于普通的文官行政處罰，平政院并不干涉；更主要的是，平政院在若干裁判中反復誇大，文官處罰必需由懲戒委員會作出，方合適合法法式請求，這在現實上有助于建立文官懲戒委員會的威望。
固然平政院受理并作出裁判的案件總體來說很是少，此中觸及文官保證的案件均勻上去一年不到一例。但平政院經由過程對于典範文官處罰案件的實體公理與法式符合法規性的審查，保證了文官的符合法規權益，并經由過程判例確立了文官保證法制的尺度、補充了相干立法的淺薄。與“準司法機關”文官懲戒委員會所作出的大批懲戒決議相較，平政院的司法裁判作為“要害的多數”，對于全部文官保證軌制的實行異樣起到了不成替換的感化。
注釋:
[1]拜見[日]織田萬：《清國行政法》，李秀清、王沛點校，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03年版，第348-349頁。
[2]拜見王名揚：《事務官中立題目的研討》，中心年夜學研討生院行政研討所1943年碩士學位論文，載王名揚：《論文、詞條匯編》，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20-23頁。
[3]拜見陳敏：《行政法泛論》，（臺北）2013年9月自刊，第1072-1074頁。
[4]王名揚：《事務官中立題目的研討》，中心年夜學研討生院行政研討所1943年碩士學位論文，載王名揚：《論文、詞條匯編》，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30頁。
[5]拜見[美]杰里· L.馬肖：《創設行政憲制：被遺忘的美國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宋華琳等譯，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185頁。
[6]王名揚：《事務官中立題目的研討》，中心年夜學研討生院行政研討所1943年碩士學位論文，載王名揚：《論文、詞條匯編》，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31-32頁。
[7]拜見[美]布魯斯·阿克曼《：別了，孟德斯鳩：新分權的實際與實行》，聶鑫譯，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96-113頁。
[8]拜見夏新華等：《近代中國憲政過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版，第159頁。
[9]拜見《當局公報》，第243期，1913年9月1日。
[10]拜見林月娥：《公事員懲戒軌制之研討》，“司法院秘書處”1996年版，第7-8頁。
[11]鐘賡言：《鐘賡言行政法課本》，王貴松等點校，法令出書社2015年版，第263頁。
[12]列包養國軌制拜見柯慶賢：《公事員彈劾懲戒懲辦之實際與實務》，（臺北）“司法院”2002年版，第49-161頁；林月娥：《公事員懲戒軌制之研討》，“司法院秘書處”1996年版，第64-90頁。
[13]夏新華等：《近代中國憲政過程：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版，第157、159頁。
[14]拜見繆全吉：《中國制憲史材料匯編——憲法篇》，（臺北）“國史館”1991年版，第44頁。
[15]關于近代中國的公事員懲戒委員會軌制，拜見聶鑫：《平易近國時代公事員懲戒委員會體系體例研討》，載《法學研討》2016年第3期。
[16]以1914年至1916年的數據統計，每年僅高級文官懲戒委員會就會做出100-200件的判決，此中有對折以上觸及文官成分的剝奪或降等，而裁定不受懲戒或免于處罰的僅約占5%。（統計數據拜見陳廣華：《袁世凱當局時代的文官懲戒軌制研討（1912-1916）》，河南年夜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8頁。）
[17]數據僅為平政院審理并作出裁判的案件，不包含現實上占了年夜大都的被平政院採納的案件。拜見黃源盛：《平政院裁判書整編與切磋》，載黃源盛：《平易近初年夜理院與裁判》，（臺北）元照出書無限公司2011年版，第382-383頁。
[18]一切判決書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01-1001頁。
[19]統計數據拜見黃源盛：《平政院裁判書整編與切磋》包養網，載黃源盛：《平易近初年夜理院與裁判》，（臺北）元包養照出書無限公司2011年版，第384-385頁。包養
[20]拜見張超：《政治和法令的互動：孫洪伊與1916年平政院受理的外務部復職案》，包養網載《北京社會迷信》2014年第8期。
[21]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08-909頁。
[22]拜見張超：《政治和法令的互動：孫洪伊與1916年平政院受理的外務部復職案》，載《北京社會迷信》2014年第8期。
[23]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20頁。
[24]拜見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2冊），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319-322頁。
[25]拜見張淑娟：《徐世昌與1916年內閣風潮案的處理》，載《史學月刊》2007年第4期。
[26]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包養司2007年版，第951-954頁。
[27]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55-957頁。
[28]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91-984頁。
[彩修臉色蒼白地看著同樣沒有血色的少女，嚇得快要暈過去了。花壇後面的兩個人實在是不耐煩了，什麼都敢說！如果他們想29]拜見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4冊），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628頁。京師處所審訊廳終極顛末審理，宣佈羅文干無罪。
[30]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55-957頁。
[31]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63-969頁。
[32]拜見黃源盛《：平政院裁判書整編與切磋》，載黃源盛《：平易近初年夜理院與裁判》，（臺北）元照出書無限公司2011年版，第385頁。
[33]拜見黃源盛纂輯：《平政院裁判錄存》，（臺北）五南圖書出書無限公司2007年版，第995-998頁。
聶鑫，法學博士，清華年夜學法學院傳授。
起源：《華東政法年夜學學報》2017年第2期。